1966年在圣保罗、香港举办画展。赴香港访友。据门人林建同说,此次香港之行,甚有启发,其后“作风大变,泼墨泼彩,大行其道”。
1967年美国史丹福大学博物馆,卡米尔莱克美术馆先后举办张氏近作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主办近作展。为张群八十初度精心绘制四屏通景《蜀中四天下》图,又为张目寒六十八寿辰绘制山水人物图。是年泼彩作品甚多,有《朝暾》、《雨过岚新》、《山雨欲来》。香港东方学会出版《张大千画集》。
1974年在香港大会堂举办画展,台北历史博物馆与“日本民族协会”共同主持东京中央美术馆“张大千画展”。应美国旧金山版画制作中心之约,创作了两套石版画,被提名为“世界的张大千”和“张大千形象”。作根雕假山、八面观音赠大陆篆刻家陈巨来。
1975年应叶公超之约,为其辑《叶遐庵先生书画集》作序。以80幅参加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中西名家画展”。应约撰写《毕加索晚期创作展序》。该馆举办“张大千早期作品展”,又以60幅作品参加在汉城举办的当代画展。
1979年,以40幅佳作参加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举办的中国现代画坛三杰作品展览(三杰为张大千、溥心畲、黄君壁)。请友人、律师见证,预立遗嘱。
1980年,春节期间,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书画展”。3月,新加坡国立博物馆举办《中国现代画坛三杰作品展览》。应旅日华人李海天、黄天才之约,拟作巨幅《庐山图》(高1。8米,长10米)。台北出版《张大千书画集》一二集出版。四川出版《张大千画辑》一二三辑。
1981年,在台湾博物馆举办“张大千近作展”。3月,应邀提供作品参加法国巴黎东方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国画新趋势展”。7月7月,在摩耶精舍开笔绘制《庐山图》。
1982年元月,台北举行“傅抱石、徐悲鸿、张大千水墨彩色画展”。香港集古斋举办“张大千画展”。2月,“张善孖先生诞辰纪念画展”在台展出。4月,《张大千书画集》第三集出版。全力绘制《庐山图》,劳累过度,两次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
1983年元月,台湾国立博物馆举办“张大千书画展”。同时举办尚未后完成的《庐山图》特展。赵无极赴台探视。1983年3月8日,《张大千书画集》第四集出版,为大陆友人门生题赠画集12册。心脏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83年4月2日病逝。
张大千先生作品由于过于珍贵,已列入限制出境保护名单内。
1919年,张大千从日本京都公平学校归国,向父母提出要到上海拜师学习书画,父母反对。在这个决定张大千今后命运的关键时刻,张善孖站到了弟弟一边,支持他到书画家荟萃的上海拜师。“
张善孖对其弟的支持,还表现在不断地携带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八弟出入上海滩上的文人雅集,利用各种场合,把八弟引荐给艺苑前辈名流,诸如陈散原,傅增湘,黄宾虹,齐白石,柳亚子,叶恭绰,谢玉岑,郎静山等等,张大千都是通过张善孖的引荐而得以结识的。”
张大千在上海很快就能露出头角,与这些艺苑前辈名流的提携分不开。 张善孖在中国画坛上也是个很有成就的画家。
张善孖、张大千昆仲共同创建了大千画派,它是中国综合性绘画流派之一。二十世纪20年代,张善孖、张大千在上海西门路西成里“大风堂”开堂收徒,传道授艺,所有弟子们皆被称为“大风堂门人”。它是一个有别于“长安画派”、“海上画派”、“京津画派”等不墨泼彩等画法,大风堂画派的画风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象,是一支生生不息、代代传承的中国画画派。
和许多画家一样,张大千也同样经历了描摹之路。在近代像大千那样广泛吸收古人营养的画家是为数不多的,他师古人、师近人、师万物、师造化,才能达到“师心为的“的境界。他师古而不拟古,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他还想到了创新,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了泼墨,创造了泼彩、泼彩墨艺术,同时还改进了国画宣纸的质地,然而思想的者往往是孤的,在他五言绝句《荷塘》有“先生归去后,谁坐此船来”之句,似乎暗示着后来者继续他的道路。
他曾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临摹古人名作,特别是他临仿石涛和八大山人的作品更是惟妙惟肖,几近乱真,也由此迈出了他绘画的步。他从清代石涛起笔,到八大山人,陈洪绶、徐渭等,进而广涉明清诸大家,再到宋元,后上溯到隋唐。他把历代有代表性的画家一一挑出,由近到远,潜心研究。然而他对这些并不满足,又向石窟艺术和民间艺术学习,尤其是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历代壁画,成就辉煌。这些壁画以时间跨度论,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代。如多年前香港市场中曾出现一件署名为元四大家之一的古画,便是张大千“仿古作”,拍出接近200万元的。
为了考验自己的伪古作品能否达到乱真的程度,他请黄宾虹、张葱玉、罗振玉、吴湖帆、溥儒、陈半丁、叶恭绰等鉴赏名家及博物馆们的鉴定,并留下了许许多多趣闻轶事。张大千许多伪作的艺术价值及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古代名家的真品已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来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巨然茂林叠嶂图》等等。
读书对画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平时教导后辈:“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画画和读书都是大千的日常生活。过去是如此,借居网狮园后更是这样,朝夕诵读,手不释卷。在外出旅途的车中船上,大千也都潜心阅读。一次,大千从成都到重庆,友人托他带一本费密的《荒书》。到家后,大千即把路上看完的《荒书》内容、作者的见解、生平以及这位明末清初的四川学者和石涛的关系,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实在令人惊讶。因为这是一本艺术之外的学术著作。读书的习惯一直伴随到大千晚年。他常说,有些画家舍本逐末,只是追求技巧,不知道多读书才是根本的变化气质之道。大千读书涉猎很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并不只限于画谱、画论一类的书。
张大千除了擅长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以外,在书法方面比较欠缺,这应是他的遗憾。他早期师从清代晚期的书法家李瑞清、曾农髯,形成自己细秀,方平,略带隶书味的书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张大千先生的书法开始酝酿变化。他转学多师,学习魏碑,《瘗鹤铭》,参以宋代大家黄山谷的笔势,学习石涛笔法刚劲,不拘一格的书风。他的书法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山水画的意境,不是一味地追求表面上的张扬外露和剑拔弩张,而是使力与感情相融合,平中求奇,使他的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张大千笔力遒劲而秀逸的自家风格,被后人称为“大千体”。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弟子刘力上曾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作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去国前既无往来,更无恩怨。况且,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说大千先生对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新中国成立后,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之外,周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