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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在圣保罗、香港举办画展。赴香港访友。据门人林建同说，此次香港之行，甚有启发，其后“作风大变，泼墨泼彩，大行其道”。
1967年美国史丹福大学博物馆，卡米尔莱克美术馆先后举办张氏近作展。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主办近作展。为张群八十初度精心绘制四屏通景《蜀中四天下》图，又为张目寒六十八寿辰绘制山水人物图。是年泼彩作品甚多，有《朝暾》、《雨过岚新》、《山雨欲来》。香港东方学会出版《张大千画集》。

1976年举家移居台北。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张大千先生归国画展”，台湾教育部颁赠“艺坛宗师”匾额。台湾电影界人士吴树勋以退休金自费拍摄《张大千绘画艺术》记录影片。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张大千选集》。
1977年，历时5年所编的《清湘老人书画编年》在港出版。将老友陈巨来历年为之所刻的印章，汇编成《安持精舍印谱》在日本出版，并为作序。台中举办近作展。在外双溪筹建“摩耶精舍”。《大风堂名迹》（四册）在台再版。
张大千
张大千
1978年戊午，在高雄、台南、汉城举办画展。“摩耶精舍”落成，喜迁新居。出席亚太地区博物馆会议，讲演《论敦煌壁画艺术》。作《明末四僧画展序》，《大风堂名迹再版序言》。

张大千一辈是第十世，属“正”字辈。 张正兰又名泽，因他与长子是双胞胎，故取字善孖，后改称善子。张善孖生于1882年7月12日（清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由于家中长子早夭，他在家里的地位相当于，说话颇有份量，对张大千的影响也大。 [10]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没有张善孖，就没有张大千。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善孖发现了大千的绘画天赋和才能，对张大千关怀备至，所需金石书画及参考资料莫不搜求以供，并经常指点书画之道，使张大千获益良多。

张大千一生弟子上百，有主要影响的有：曹大铁、谢伯子 、何海霞、胡爽庵、俞致贞、刘力上、胡若思、慕凌飞、糜耕云、梁树年、汪德祖、吴青霞、厉国香、龙国屏、黄峰、王康乐、胡力、王永年等人，其中，曹大铁是张大千弟子中绘画水平高的一个。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也拜张大千为师学画。
张大千再传弟子也相当多，比较有影响的是：白传巨、曹公度、李柏林、陈沫吾、杨振升、杨震麟、葛茂柱、刘起伏、刘力群、何纪明、葛茂桐、孟庆利，吴嗣坤、聂振文、吕刚,姚丹萍、江洪泉、安云霁、杨春蕾、张师曾，包伟东、赵凯等人。

张大千为什么要在成都解放前夕离蓉赴台呢?关于这个问题，弟子刘力上曾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因此不能把他的离乡赴台，看作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去国前既无往来，更无恩怨。况且，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说大千先生对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新中国成立后，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又据叶浅予回忆，周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之外，周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