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一辈是第十世,属“正”字辈。 张正兰又名泽,因他与长子是双胞胎,故取字善孖,后改称善子。张善孖生于1882年7月12日(清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七日)。由于家中长子早夭,他在家里的地位相当于,说话颇有份量,对张大千的影响也大。 [10]
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没有张善孖,就没有张大千。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张善孖发现了大千的绘画天赋和才能,对张大千关怀备至,所需金石书画及参考资料莫不搜求以供,并经常指点书画之道,使张大千获益良多。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